00.前言
一边是商鞅在咸阳城门前徙木立信，一边是王安石在汴京朝堂上舌战群儒。
两人的改革，都是想为国家除弊富强，可千年之后，两位改革家的历史评价竟天差地别。
公元前338年，商鞅被绑上囚车，押往刑场。
车裂之刑前，秦惠文王使者冷眼旁观。咸阳街头，竟无一人为这位秦国变法功臣鸣冤叫屈。
他亲手打造的秦国新法，却成为处死他的利器。
千余年后，北宋汴京。王安石罢相归隐金陵，新法尽废。
望着满园秋色，他喃喃自语：“经术正所以经世务，后世必有知我者。”
然而等来的，却是《宋史》将他列入“奸臣传”。
同样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者，同样动了上层贵族的蛋糕，为何一个被后世奉为改革先驱，另一个却背负千年骂名？
01.商鞅变法的铁血与实效
战国中期，秦国偏居西陲。
魏国大军压境，随时可能踏平函谷关。秦孝公痛感国弱民贫，发出“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”的呐喊，招贤令引来卫人商鞅。
商鞅的变法简单直接：做大蛋糕。
他废除了贵族垄断的井田制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。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，种粮积极性大增。
秦国粮食产量翻倍增长，为后来统一战争打下物质基础。
他推行军功爵制，规定“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”。平民士兵只要砍下敌人头颅，就能获得爵位和田宅。
相对应的，贵族若无军功，爵位世袭特权被剥夺。这一政策彻底打破了贵族垄断，平民有了上升通道。
秦国朝堂上，保守派贵族甘龙、杜挚怒斥商鞅“变法易俗，民必骚动”。
商鞅毫不退缩：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”秦孝公力排众议，赋予商鞅全权。
变法二十年间，秦国从“诸侯卑秦”的弱国，一跃成为“虎狼之师”的强国。
商鞅虽被车裂，但他的新法却被历代秦王保留。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，正是站在商鞅的肩膀上。
02.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困境
北宋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汴京城内争论不休。
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变法，试图解决“积贫积弱”的困局。
王安石提出一整套经济改革方案，他变法的核心，是重新分蛋糕。
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，本意是良善的，春天青黄不接时，政府低息贷款给农民，秋收后偿还。这本可避免高利贷盘剥。
但执行中，地方官员强制摊派贷款，甚至提高利息。农民未解困苦，反添新债。
募役法规定农民交钱可免劳役，政府雇人服役。结果官僚借机敛财，农民钱交了，役还得服。
市易法让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买卖，本为平抑物价。却导致官员腐败，市场秩序大乱。
反对声浪如潮水般涌来，司马光斥责新法“与民争利”，苏轼上书直言“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”。
王安石一怒之下，将反对者尽数贬黜。朝中正直之士锐减，投机之徒借新法之名行敛财之实。
神宗皇帝起初全力支持，但看到郑侠献上的《流民图》，描绘新法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皇帝动摇了，王安石两度罢相。神宗一死，司马光当政，新法尽废。
03.不同的政治土壤
商鞅变法的成功，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。
秦国地处西陲，文化保守势力较弱。旧贵族虽有权势，但尚未形成北宋那样，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集团。
更重要的是，秦国面临亡国危机。魏国大军压境，不变法就灭亡。
从国君到平民，求变图存成为共识。商鞅变法二十一年，秦孝公始终如一地支持，这是变法成功的根本保障。
北宋则完全不同，当时宋朝经济富庶，文化繁荣。虽有辽国、西夏威胁，但通过岁币维持和平，并无亡国之忧。
朝野上下安于现状，改革缺乏迫切性。
王安石面对的，是庞大的儒家官僚集团。这个群体天生保守，官僚本性追求稳定。变法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时，反对力量异常强大。
苏轼、司马光等反对派，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，在士林中影响巨大。
宋神宗的支持也摇摆不定，看到新法执行中出现问题，他动摇了信心。
最高统治者的犹豫，给了反对派可乘之机。王安石两度罢相，新法时行时废。
04.变法本质的根本差异
商鞅变法是一场制度革命，它彻底改变了秦国的生产关系，解放了生产力。
土地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，军功爵制打破了贵族垄断。平民有了上升通道，国家有了强兵良将。
商鞅建立了一整套新制度：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；统一度量衡促进国内贸易；什伍连坐制强化社会控制，这些制度创新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。
王安石变法，则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的调整。
它没有触动土地兼并这一根本问题，只是在财富分配上做文章。
青苗法、募役法、市易法，都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政策，并非制度创新。
更关键的是，商鞅变法让秦国“做大蛋糕”，生产力大幅提升。
而王安石变法只是“重新分蛋糕”，整体财富并未增加。政府财政收入虽然短期增长，却是以民间经济凋敝为代价。
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北宋陷入更激烈的党争。
新党旧党互相倾轧，朝政日益腐败。五十余年后，金兵南下，北宋灭亡。
有人将亡国根源，追溯到变法导致的朝政混乱，这让王安石背负千古骂名。
05.结语
商鞅死后，他的事业仍在继续。
秦国历代君主坚持新法，最终统一天下。
汉承秦制，商鞅奠定的郡县制、官僚制等延续两千年。
司马迁评价：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。”后世改革者都以商鞅为楷模。
王安石身后，新法尽废。南宋时，程朱理学成为正统，将王安石斥为“变乱祖宗法度”的罪人。
《宋史》将他列入“奸臣传”，与蔡京同列。
直到近代，列宁称他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”，评价才有所改观。
读者朋友们，您们觉得，在封建时代，改革家需要具备什么品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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